为了一张从意大利回国的机票，40多岁的我在餐厅洗碗｜三明治
因为疫情，章安被困在了意大利，回国两万多人民币的机票他舍不得买，他想去打工挣机票钱。在意大利失业率高达20%的情况下，他找工作之路困难重重。最终他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在寿司自助餐厅洗碗。作为一名父亲，一名曾经有着光鲜职业的章安会在这份工作里体验到什么呢？8月短故事，他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复杂体会。
文｜章安
编辑｜胖粒
“你就是宁可在意大利做二等公民，去洗盘子，也不肯回家，陪女儿过暑假……”，女人在微信那一端激动地对我说。
“我……好吧” ，说实话，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怎么回答她。
我慢慢地用左手食指跨过手机屏幕，在底部中间位置轻轻按下红色的取消键，这个动作足足有5秒长。我走到卫生间，对着镜子看了下自己，自言自语：“女人啊，女人，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男人，如同男人永远无法理解女人一样。”这是我在这里独自隔离4个月，不经意又不得不学会的一个新技能，和自己说话，而且必须用英语，这样，我20年前学的英语才不会因为隔离缺少练习而忘掉，另外地，自言自语让我感觉这房间里似乎至少有两个人，当然如果我愿意，也可以扮第三个、第四个活人，或者再变出一个马戏团。不过，除此以外，这间位于米兰 Dergano 的60年代的房子里，仅有的其他活物就是我晚上睡在地板的时候，躺直了，像一盘刺身一样去供养的蚊子们，它们敏感而灵巧，我花大把的时间去打杀他们，还不如好好喂饱它们，换来这既无风扇更无的空调的一晚上的安稳觉。
时间回到两周前，7月已近尾声。对我来说，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飞回去陪女儿过暑假，陪她去捉知了，吃冰淇淋，一起游泳，水下憋气，翻跟头，骑上我的26寸的自行车，像一只大马在马路上疯，哪怕再隔离14天也值得啊，这是老天赋予一个爸爸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只是，我毕竟不是彩霞仙子，没法坐五彩祥云回国，我也买不起这两万块钱的机票。说起来，我已经很幸运了，40多岁了，去年还能跑到米兰来学建筑，听起来有些梦幻对吧，我觉得也是。是的，要不是这该死的病毒，打乱了一切。
不仅我的毕业被延长了，我不得不留在这里等待毕业；航班也被一再取消，今年的越洋电话多半是打给航空公司的，那种直飞的航班看起来靠谱一点，可是两万块钱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绝对要盘算一下。按理呢，这钱挤一挤终是有的，可是今年隔离那阵，老爹又骨折了，说起来他老在我在外地的时候出点状况，年纪大了是可怜，身体就像一棵晒干的松树，脆弱得很，前前后后又花了好多钱。对于我这个把每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才能度日的人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去挣个机票钱，我才好意思安心回去看女儿。
然而找工作这件事情，在意大利真难，说到意大利20%的失业率，我的老师们都很不高兴。算起来，前前后后我得投了100多份简历了，结果只有两个有进展。一家公司邮件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面试，我以为是猎头，我就随便回了说，下午5点有空，后面细看了下，原来是雀巢的，赶紧又补了一封，说后面几天都有空。结果杳无音讯了，估计被我的大条震惊了。另一家在我投递了一个多月后，约我面试，又一个月后，告诉我面试结果没通过，但是措辞优雅宛转，语气得体而礼貌。意大利人的面试就和他们做建筑一样，那个时间尺度是惊人的长。
坐在 Duomo 边上的咖啡馆，下午六点的太阳，阴影落在主教堂侧面的哥特式柱石上，与之严丝合缝，我和我印度的同学k抱怨道。“但是，我喜欢这儿，我喜欢意大利人做建筑的严谨，灵活性，尊重历史和当代的对话。”“所以，我们都要在这活下去，待下去。”“但是建筑师找工作太难了！你知道吗，意大利有15万建筑师，欧洲40%的设计师都在这，”我停了下，“昨天有个室内的同学说，他那个同事，米理毕业的，前几天右手摔断了，结果，打了绑带来上班，用他的左手画图……” “你猜他工资多少？”“才800。”“哦，对了，你的 Uber Eats 快递小哥的工作怎么样了？”“还不错，”印度人总是那么乐观，“不过我一直在等回复，申请的人太多了。”
“如果我是你，可以去试下洗碗工。”家对面的酒吧老板 Vincent 转过脸看着我说。Vincent长得壮硕，大概是我见过最大只的 Vincent 了，脸更是出奇的大，戴着的口罩有一边只能盖住一半脸，也许是口罩太小，勒得他一只耳朵疼。他摘下口罩肯定地说，“不需要任何经验，这里华人餐厅很多，也不用会意大利语。这是我们在这打拼的第一步啊。”我眼前好像突然浮现他当年在后厨洗碗的场景，那时候应该没现在这么大只吧。
Vincent 当然不知道我过去是做什么的，当然我也没告诉他我的经历。说实话，过去做什么在这儿谁又在乎呢。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似乎是有落差的。20年前我从浙江的某个不知名大学毕业后，做过的工作也是不少，有推销员、百货公司美工、大专学校民办教师、网页设计师、大厂交互设计师、首席设计师、产品经理、客座讲师、业余建筑师、二手店老板。这些工作大体来说，设计师的手、商人的脑、老师的嘴。在所谓的BAT大厂工作做设计师，首席设计师那几年，人生似乎抵达顶峰。可是啊，可是，你一脚离开大厂的那一刻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，你和推销员、美工那些角色是平等的。我，说实话，喜欢那种，表面光华褪去的平淡、真实。
就好比你要问我，哪些工作场景你记得最清楚，绝不是和大厂的那些精英们开无穷无尽的会议，参与什么改变互联网的重要决策。而是1999年，我第一次做推销员，那时候手机刚出现，我的任务是去杭州东站边的照材市场扫街，向老板们卖一种据说贴上能减少手机辐射的贴纸，这东西的功用我不知道老板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可也得硬着头皮去，结果我就把眼镜摘了，这样就不至于看清那些客户拒绝我的表情了，至于业绩吗，当然是 0 了。我也记得2000年毕业后去百货公司做美工的情景，那时候国营的百货公司都在转型，商品、陈列、装修、促销方式都在向中兴百货、银泰百货那种学习。而我就是在老家台州参与当地第一家日式百货店开业，那种，晚上12点回家，搬完水泥后想吐的感觉，以及不得不爬上3层楼高的地方挂吊旗的情景，因为恐高症，我的两条腿不敢站直，并且抖动个不停。人生因为这样的背景垫底，后面的艰辛，似乎也没有什么。回过头看，你觉得这些经历无论当时好或坏，我们总是会把它装进一个漂亮盒子，把它说成是美好记忆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么一想，倒是坦然多了。
洗碗工果然是没什么要求的工作，在打了7，8个电话以后，一位温州口音的老板对我说：“来上班吧，下午就过来，不太忙的。”
周六下午的中央火车站，看行李，看神情，来来去去的全是度假的人，意大利人就像孩子一样，有这么一个悠长的暑假。我站在那，仿佛只有我是去工作的。不过，谁又在乎你呢。
火车上并没什么人，消毒酒精的味道却极其浓烈，不知道谁在前座的后背上插了一朵白色的玫瑰花，哦，对了，这是开往贝加莫的列车，这世界上唯一的新冠病毒群体免疫的地方，一个曾经报纸上讣告都登不过来的地方。
餐厅在远离市区的某个购物中心附近，L开的这里并不多见的宝来把我领进门，“老板，来了一个研究生”。老板年纪比我略大，高大结实，动作敏捷，脖子上一棵粗链子，让我想起了大傻成奎安，只是换了细软而游离的浙南普通话。
这是一个还算高档的寿司自助餐厅，估计可以坐上 100 来人，我的工作间还不错，前面接着前台餐厅，右手面隔着墙是厨房。我对此很满意，凉快而干爽。
匆匆晚饭后，猪蹄的香味还在齿间回荡，晚班开始了。
L漫不经心的捞起几个碗做了示范，说：“很简单的，你没来的时候，我又做传菜又洗碗都来得及”。然后就算把这岗位正式交给我了。
现在我要和我的这些锅碗瓢盆，洗洁精，金属架，大水槽，冷水，热水，蒸汽消毒箱好好待着了，房间安静，只有换气扇在那里辛勤地持续地劳作，发出“呼次呼次”的喘气声。我想起老板说的，不会太忙，于是在那放起波萨诺瓦风格的音乐来。半小时后，战斗开始打响了。
坦白说，我想我会记住这个情节，老板递给我一个透明的塑料箱子，里面隐约地放了两个三文鱼鱼头。这似乎有某种仪式感，是屠杀之后的庆典，庆祝那 100 个客人在这个平常的日子，借助因为牺牲带来的美食给自己留下某个幸福的时刻，让这个日子企图不同。两个鱼头深埋在自己的反卷的鱼皮里，看着自己身上的肉都已被做成了刺身，或者烟熏三文鱼，留下来的嶙峋的鱼骨上面还保留了改刀的痕迹，深的、浅的、正的、斜的，是牺牲的伟大，或是屠杀的野蛮，不得而知。我不知道这两兄弟或姐妹是怎么想的，这可能是它们不愿闭上眼睛的原因吧。它们以橙色、白色、银灰的色彩构成呈现了一个不太哀伤的祭品，满足了人类一时的口腹之欲。我把它们慢慢地倒进垃圾桶，将它最后的房间，那个塑料箱放进水槽，塑料箱上还留着它们的血迹和一些鱼皮，水漫过箱子表面，洗洁精泛起的泡沫，仿佛让它们又回到了大海里进行了水葬。坦率的说，对于洗碗工，这样让人有些感触的场景是不多的。基于懒惰的本性，我大概是这餐馆里少数指望前面门庭冷落的人，这样我就可以少洗一些盘子。
20:00，战斗正式打响！
“1个，2个，3个，4个，50，100，198”，我必须快速地把它们身上的食物掸掉，给它们快速打上洗洁精，然后丢进大池子里，它们就干干净净的，晃晃悠悠地滑向池底。一开始，我还希望能善待这每一个盘子，记住序号，打理得足够干净，不过这是不可能的。随着前台的脏盘子山一样的堆过来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快快，再快。
“B，把长条寿司盘拿过来！”这是炸天妇罗的师傅的命令。
“B，怎么搞的，笼屉呢，乌冬面碗呢，赶快拿来！”“不是和你说了，这些碗洗好就要先拿过来”，这是那个不爱正眼瞧人的炒菜师傅的号令。
我从来没想过，自己会在这样的工作间，混合着蒜味、鱼腥、油烟味和洗洁精的，闪耀着不锈钢、白围裙以及窜起的火焰的后厨，穿梭，奔跑，听令于这帮杀马特风格的小哥。坦白说，到哪里上班吧，都存在鄙视链的，无论是知道的或不知道的。比如我在大厂那阵，老板最大，下来是写代码的工程师，如果细分的话，大概数据库相关的要鄙视写应用代码的，写应用代码的再鄙视前端的，再下来是产品经理，设计师，运营和市场人员，然后是财务，行政，前台，扫地阿姨。在餐厅里的鄙视链变成了老板、厨师、寿司师傅、油炸师傅、跑堂、收银、洗碗，我现在就是鄙视链的底端，在我40多岁的时候，我做到了！
这一瞬间的觉察不知道要是喜还是是悲好。我心想这也就在欧洲，在国内就算我不在意，像《美国丽人》的男主一样，辞去广告公司工作后，跑到麦当劳去做服务员，我女儿、女人，都会觉得脸上挂不住吧。
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一个工作要上手，重要的是掌握节奏，可是对于洗碗工来说，这种位于工作流的底部，你的忙闲自然受控于他人。这让我想起了做设计那会，有一堆的人给你提需求，彼时一忙就手忙脚乱，稍闲下，又胡思乱想，为空闲而发慌。
通常的晚班，9点半的时候，最是忙碌。不一会，我的碗碟已堆成山了，此种景象，当年在大厂的园区食堂是极常见的，放下托盘的那些精英无不鄙夷地对碗筷投下最后一瞥，然后开着他们的各种高端座驾回家。前面的跑堂 P 这时候会来抱怨：“老B，放不下，快快”。而我望向池子的时候，那些碗儿碟儿也或仰或躺地早已满了出来。
是啊，我掉链子了哎，这时 L 跑了过来，他展示了他救场的实力，几下倒腾，工作区的秩序又流动了起来。
工作间并无椅子，我靠着桌子做了一会拉伸，来应对长时间弯腰，低头带来的身体疲劳，这才3个多钟头啊。
最要命的还是我的心理。长时间面对剩饭剩菜的这种视觉体验，常让我产生一种幻觉，这到底是让人恶心的还是某些角度看来是有某种艺术感存在。还有的不适感，就是伸手下去到半米深的水里去清理食物残渣，以及处理堆积如山胡乱摆放的的盘子。我知道这种感受纯粹是“闲得淡疼”，比如对于之前做我工作的孟加拉人来说，他才没那闲工夫去想这事。早早做完，早早收工。可是对于我，还是努力去给这些工作的画面赋予一些意义，这样我才能在这里待上一个月，而不至于反胃。也许我可以给这个不动脑筋的工作找一下有趣的地方，比如：我发现有些盘子剩留的食物或者残渣，似乎是被安排过的。我眼前有个盘子，右边留下的虾壳仍精心的保留着形状，里面的肉被剔除干净，几只虾甚至是首尾相连，呈一个月牙型，半片柠檬留在盘子的左上角，仿佛被刻意保留成一副画一般。可以想见这个主人小心优雅的和他的情人轻声细语用餐的场景，生怕那些虾子不能被好好对待，中途坏了他的好事。多么 decent 啊，decent 的人真是招人喜欢啊，我祝先生绅士风范，祝小姐美丽大方，可爱迷人。得体的人真是到哪里都受欢迎。当然这样的盘子，终是少的，多数还是草草收场的，毕竟他们不知道今天来了一个神经病洗碗工对他们的吐碟说三道四。
意大利人的晚餐才叫晚，吃得晚，结束得更晚。晚上11点半左右，那个穿大露背黑裙的迷人的客人终于走了，她本是我这里透过窗口望出去唯一的一道风景。
打烊之前，又是一大波餐具袭来，还有寿司师傅做菜剩下的大量的材料，三文鱼肉、红米，以及客人吃不下的寿司。通常跑菜的 L 很喜欢在把盘子收到我这之前，把剩下的虾，三文鱼放嘴里，有点像小时候在开饭前先尝下菜做得好不好吃，只不过放到了最后。这些剩下的食材、食物，我估计至少可以够10个人的一顿饭吧。或许用互联网的思维，可以通过说服寿司店老板，和 Uber Eats 之类的合作，把他们简单包装，分发给中东、非洲来的饥民，这一带最不缺饥民了。不过，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在此之前，至少今晚，我必须把他们一边倒进垃圾桶，一边咒骂资本主义，还有一边看到好的材料，不忘咬上几口。
时间指向晚上12:00，终于，在前台闪着金毛的寿司师傅，跑堂师傅的一起帮助下，我的盘子洗完了，现在他们可以干干净净，服服帖帖，清清爽爽地躺在架子上睡觉了，而我还要装筷子，擦叉子，勺子，洗地板。L说，“洗盘子最简单了。” “按现在的进度，至少还要2个钟头啊，老哥。”我站在一旁傻傻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。
1:30，我这个小时候做事就慢的中年人，终于走出厨房间，来到前台，对快睡着的他们说，“走吧，我终于做完了。”
我们快速地上 L 的车，像几个劫匪。L 驾驶着那辆宝来，在意大利贝加莫的乡间公路上疾速飞驶，往宿舍开去，青春的荷尔蒙没有因为我这个老妖的出现而变少。窗外，一弯狮子座的新月刚刚升起，在乡间的天幕上，低低地挂着，隔着房子闪动，跳跃，不远不近，却至少有9000公里吧，那是我和我女儿的垂直距离。
这是我在这家寿司餐厅工作的第一晚，我不知道我究竟洗了几个碗、碟、叉、勺、筷，师傅 L 告诉我，应该至少有 1500 个吧，今天生意很不错，来了79个人，而我，已累得不想说话了。
夏日的意大利晚上，一幢一个可以闻到牛粪的宿舍，炎热而混合着无法散去的青春荷尔蒙的味道，年轻的肉体横呈在地板上、床上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互相希望对方是姑娘。
我躺在阁楼的床上，远远地可以听到意大利乡间青年们聚会的吵闹声，说不清名字的音乐。床上的被子被大个子店长 D 捏着几个角，快速麻利地装好了，被套颜色图案闪耀着温州人的审美，亮蓝色的底面上用拼音写着Luomandike，正是这种对意图、手法的高度自信和实际呈现的粗糙之间的戏剧化，让我产生一种温馨又鄙视的情感，如同9000公里外的国家，它让你温暖吧，又让你觉得太不讲究。想到讲究，我其实想笑，你一个洗碗工还讲究个什么劲。就好比17年前在上海，也是这样的公寓里，和楼外楼的一帮年轻人一起住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和厨子学些做菜的本事，只是这本事似乎没什么大用。如同感叹时光过的太快，没什么大用，我的青春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，又要忙着走进中年那幽长的过道。
意大利乡间的早晨，即使在最热的夏天，我是说即使阳光普照，也是孤单宁静到清冷。想起昨天油炸师傅说的，在欧洲可以不吃饭，当然他们就不爱吃米饭。但不抽烟是没法活的，尤其是隔离的时候。
早班 10:00 开始，匆匆午饭之后，开工。我需要把昨晚洗干净的盘子们分发到前台的寿司师傅、后厨的炒菜师傅、油锅师傅那里。它们躺在一个常见的不锈钢推车上，闪着因为干净的自信，整装待发，准备和它们今天的新主人、新客户见面。我推着这些据说老板花了整整1万欧买的瓷器宝贝们，晃晃悠悠地从洗碗间出发，穿过后厨，慢慢进入前厅，来到寿司台，再小心地从推车上取下，把它们摞到寿司师傅的工作台上。这些盘子长的，或是圆的，皮肤光滑细腻，却显得很是笨重，我从架子上取下它们，我总担心它们突然从手上滑落。
果然，框呛一声，接着又是连续的几个细小丁零当啷声。原来是我忙着往寿司台放盘子的时候，身体碰到了推车上的盘子。
“还好，还好老板不在场”，我赶忙弯腰下身去检，却发觉有些收拾不过来，碎片围着推车，大大小小，远远近近地躺地上。细看下，至少得摔了6、7个盘，我这才上班第二天啊。
“放那吧，我来收拾”，一旁拖地的店长 D 对我说道。
我把剩余的盘子放完，准备赶紧回后厨，这样就算老板看到盘子打破了，好像因为我不在场，过错似乎会小些。
“摔盘子了！跟你说了，这些盘子不能带回后厨的”， 老板不知道何时突然出现，他也许试图想安慰我，结果还是变成了要教训我一下。我没敢看他，所以也就不记得他的神情了。
“哦，前台那放不下了，我担心太多，倒下来”，我小声回答道。
因为摔了那6、7个盘子，我觉得今天一天似乎都有点心事。虽然 L 和我说，摔盘子对洗碗工很正常，好比开车要耗汽油一样。
中班开始了，老板这次递过来的透明塑料箱里，只安放了一具三文鱼的尸体，我把它到进黑色的垃圾桶。它掉落进桶里，双眼被自己无法固定的皮肤盖住，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见它的人。而对它来说，接下来的旅程它还要见证各种的它不愿意经历的脏地方。我自然没有那么悲惨，可还是时不时想起它们瞪大的双眼，我觉得是可怜的，可是又有点好笑。如果确定它们有眼皮，我会帮它们把眼睛闭上。
经历了昨晚的强度，中班的一条三文鱼所代表的工作量，显然就轻松多了。
“Bravo！”下午2：40，我收拾妥当，结束中班的工作，走出厨房间。
他们早已开始了这难得的午休时间，后厨、前厅一片安宁，室外的骄阳烤着大地，到处一副懒洋洋的模样。店长 D，跑菜 L，找了前厅的卡座，熟练地躺着睡觉。年轻的寿司师傅 S 明显睡不着觉，带着耳机在刷抖音，我看他边上有一把二胡，上面还写着苏州乐器厂，做工很是精细扎实古雅，于是好奇宝宝的心性大发，上去问他，“这是谁的琴啊，谁会拉二胡啊？”“我们这里的人都会。” S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就不说话了。我显然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我的午休时间，二胡自然是不会拉。想想可以找找油锅师傅，他脾气比较好点。临近后门的阴凉处，油锅师傅正跳着绳，啪嗒怕的，落下的绳打在一块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大瓦楞纸上，“在健身哪，能跳多少个啊？” “两百个吧。” 2米远的边上，炒菜师傅穿着绿背心，运动裤在一块黑色的瑜伽垫上练着平板支撑，背上宽阔的肌肉时不时会抖一下。身边还放了两个八磅左右的哑铃。
天太热，我既不想睡，也不愿参与运动，坐在阴凉的台阶上发着呆，这个点，女儿她们该是都睡着了吧，昨天女儿电话哭着说又梦到我了。我喜欢意大利的阳光，可是却讨厌的这里的天日。这里的日色，日色太长，尤其是7、8月的黄昏的时间特别得长，我常在这样的黄昏里，一个人独自在马路牙子上喝着啤酒，吃着盐烤花生米来应对这漫长而无聊的时光。而这里的夜，因为我常在晚上和家人视频，觉得夜仿佛也要过两次。
这也许也是我为什么宁可来洗碗的原因吧，不必一个人对着闲得发慌的黄昏与夜晚。如果，能真的挣到一个月的工资，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买机票回家。
然而，似乎不太顺利。
晚班，仍是一个三文鱼头的箱子。
我努力提高自己洗碗的速度，并且及时把油锅和炒菜师傅的碗碟，笼屉，铁板给送去码好，收拾案台，清洗厨房地面。即使这样，我把手头的活做完，也是到了晚上的11:00。快收工的时候，我看到老板穿着一条 Hello Kitty 的花裤衩，大摇大摆地从厨房后面的浴室出来，我忙闪到一边，正准备和他打了个招呼，他却突然低下头，装作没看见我。
前厅那，早已打烊了，安静得只有昏暗的灯光在工作。等我一起回宿舍的L，两眼惺忪，看来是已经睡了好一会了。我们上了他的车，冷气机冻住了一时的炎热，也冻住了沉默，我问他，“明天是休息天对吗？今天还有火车回米兰吗？”
L没说话，他忙着把他的 CD 声音调大了，“老哥，老板刚说了……”
“明天你就回米兰吧，不用来了。”
“明天早上，我会送你去火车站。”
说完，他塞给我60欧。
“嗯，好的。”
“他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“是因为我打碎盘子了吗？”
“不好意思，我做得实在太慢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一直到我走，L都没告诉我原因。
“神啊”，这好像是我在这唯一能做的事了，可是它就这样子结束了。
不过，在这要真待不下去，还是可以回去对吗。只是眼下这世界哪都乱，留下来不是多条路吗？我快速地否定自己，又快速地给自己找一个可以乐观的理由，以便不会太沮丧。
车开得飞快，好像今晚就要把我送走，只是车里的音乐却是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，8月的上弦月挂在天幕上，残缺着，美丽着，注视着我，我想起我逝去多年的妈妈，而今我们都远在天涯。
星期一的早晨，贝加莫城，这个曾经是疫情的重灾区，发源地之一。此刻却异常的平静，阳光一如往常照在山上、田间、松树上、人们的脸上。我早早地出门，搭上公交车，下车走在陌生的街道。
我喜欢在陌生的城市生活，你好你坏，没人知晓，亦不必在意。每一天都是新的不同的，不一样的阳光，不一样的的气味，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被上帝创造的，或是被历代大师精心设计维护的城市里。街道上人们悠闲，男女们亲吻，孩子在不远处的喷泉追逐，地中海的健壮的燕子在空中滑翔，啾啾地叫着。
关于这段经历，我应该怎么去给它一个说法才好，是做一名合格的洗碗工未遂吗，这样听起来很悲剧，应该说我尝试去挣一张机票不太顺利，结果变成了体验了两天的洗碗工。它以后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还不确定，也许它是某一种底色，或者一个地板，如同我之前的那些短期工作一样，我掉到了地板上，接下来也许会是个反弹的过程吧。我这么想，感觉好多了，嗯，等我稳定了，我就把她们接过来。至于别人的看法吗，算了吧，我把他们的微信都删了，你熟练或靠谱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不超过两天的记忆。两天后，会有一个新的洗碗工出现在那，也许是中国人、叙利亚人、孟加拉人、印度人，或是菲律宾人。世界不会为我们停留。
“世界不会为你停留，世界既然对你薄情，你也就不必多情对它，你也就不必为你一时的不幸停留啊，中年人。”
“只是，女儿啊，爸爸看来是不能陪你过暑假了。”
不过，也许，我可以做点别的。
我摸了下那60块钱，转过身，走进了街角的儿童礼品店。
作者后记
我这样的70年代生人，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总是很敏感，也常世界因为太平静而觉得无趣。可是，一旦大瘟疫这样的事件到来，又深感自己的恐惧、脆弱、无知、无力。也许你们也和我一样，在这样的大变动面前，深处其中的我们都不得不去想起人生还有哲学三问，去思考死亡，亲情，爱情，婚姻，家庭究竟该是什么，又被曾经年轻的我们理解成了什么？男人，儿子，父亲，以及其他一堆的社会角色究竟孰轻孰重，在心里再过磅，再定价。在这样的时空下面，希望我们都能回过神来，认清自己，看清人生的真相，重新捡拾生活的勇气和热情，世界诚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好，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糟。意大利人问好的时候会回答“cosi cosi”，一半一半，对，生活就是生活，一半好一半坏。当然，如果我听到有人说，你多虑了，你太作了。我觉得也许是值得庆幸的好事。
献给我不能陪她过暑假的女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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